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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晋文公重耳继位之后，春秋时期的争霸局势主要集中在晋国与楚国之间，其他国家如齐国和秦国几乎没有什么机会插足。这一切的原因相当简单：秦国受到了晋国的封锁，而齐国则命运多舛。每当齐国稍有崛起，总是碰上晋国最强盛的时期，或者与楚国的强大相遇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力量。
如果秦国和齐国能够积极参战，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。三国鼎立或者四国会盟的局面下，中原的各小国将有更大的操作空间，可以游走于各方之间，避免被压迫。然而，由于秦国与齐国无法发挥其应有的力量，导致中原的小国处境愈加艰难。面对这两大强国的夹击，小国们几乎无路可走。
投靠晋国的，不免要遭遇楚国的打压；投靠楚国的，也同样免不了晋国的压迫。若是选择既不投靠晋国，也不靠楚国，而是试图左右逢源，那最终就会遭受两国的联合打击。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种情形让各小国感到深深的无奈和痛苦。
展开剩余77%郑国的遭遇堪称典型。最初，郑国选择了投靠楚国，但不久便遭到晋国的威胁和逼迫。于是，郑国转而支持亲晋国的接班人，结果又遭到楚国的恐吓。最后，郑国彻底摆烂，公然表示：我们只服从最强的国家，你们要想让我们臣服，先在其他地方展示出你们的实力，再来我这里威风一番。
郑国这一番话，正是代表了中原小国的普遍心态，因此广受其他国家的支持。晋楚两国在意识到这种态势后，开始担心这将给秦国和齐国提供机会。如果他们继续单纯地盯着这些小国，压榨其资源，最终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反感和不满，甚至出现“谁来救救我们”的情绪。
如果此时秦国或齐国中出现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者，他们完全有机会借机提出“我来当霸主，保证你们都能活得更有尊严”的承诺，届时这些小国或许会一边倒地支持他们。此时，晋国和楚国恐怕会意识到，继续忽视中小国家的情感，最终会自食其果。于是，在此背景下，晋国和楚国先后举行了两次会盟，正式开始了“弭兵会盟”的进程。
“弭兵会盟”的内容简单明了：世界被划分为三层：第一层是晋国与楚国，他们是超级强国，类似“世界警察”，负责维护和平并惩戒治安不良的地区；第二层是秦国与齐国，它们作为重要的大国，承担着监督晋楚两国的角色；第三层是郑国、鲁国、宋国、卫国等这些二三流的小国，它们的任务就是供奉并听命于第一层的强国。
第二次“弭兵会盟”发生在公元前546年，之后，中原的各国迎来了长达四十年的相对和平时期。此时晋国内部的纷争不断，贵族和豪门间的权力斗争十分激烈，楚国则把目光投向了华东的吴国，准备继续扩展其势力版图。
从我个人来看，东周的五百年历史，不该仅仅用“春秋”和“战国”来划分，而应以“弭兵会盟”为一个重要节点，增加一个独立的历史段落。自周平王东迁至“弭兵会盟”这一时期，确实可以被视为原汁原味的“春秋”，各国更像是在上演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戏码，局势变化得令人眼花缭乱。最终四强脱颖而出，晋楚两国进入了争霸决赛阶段。
然而，从“弭兵会盟”到三家分晋的这段时间，又有了吴国与越国这两个异军突起的因素。在其最强盛的时期，吴国和越国的实力丝毫不亚于秦国和齐国，甚至能够直接对晋国与楚国发起挑战。吴国曾一度攻破楚国的都城，迫使晋国交出霸主地位，而越国更是最终灭掉了吴国。
此时，晋、楚、秦、齐、吴、越六国重新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力量格局，华东与华南地区的局势开始引起各方关注，并为后来的战国时代埋下了伏笔。
传统史官难以理解的是，为什么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吴国和越国，能突然间闯入强者之间的游戏，并且占据了显赫的地位。他们通常解释为：晋国为了制衡楚国，扶持了吴国；而楚国为了打败吴国，扶持了越国。尽管这种解释在一定程度上有其道理，但显然并没有揭示根本原因。
扶持一个国家，前提是该国本身具备了相应的潜力。如果吴国和越国仍然处在蛮荒状态，就算有晋楚两国的扶持，也无法崛起。这其实反映出春秋初期的争端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。只要各国的视野仅局限于中原，他们就始终陷于两国争霸或四强角逐的局面。毕竟，晋、楚、秦、齐这些国家的崛起，都与周王室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然而，吴国与越国则不同。尽管他们的开国君王也源自周王室，但由于被流放至偏远地区，这些国家并未受到周王室的过多关注，因此早期历史的记载并不详尽。正因为如此，当吴国和越国逐步加入战局时，局势的变化才逐渐从单纯的双方对抗转向了多方博弈。
回顾中国的历史，最初的势力范围主要集中在河南一带。商周之交，陕西逐渐进入视野；西周过渡到东周时，楚国异军突起，令南方的局势愈发重要。而从“弭兵会盟”到三家分晋这段时间，华东与华南的力量也开始变得愈发突出。
这一趋势直到后来更加明显。在汉朝之所以强盛的背景下，北方的匈奴便是一个巨大的威胁；唐朝之所以能够强大，也是因为西方有着强大的吐蕃。如果没有这些外来的势力，汉唐两朝恐怕无法达到如此强盛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吴国和越国的崛起，像极了历史上的“乱入者”，他们的出现，改变了原有的局势。尽管吴越两国的开国君王源自周王室，许多人因此误以为他们本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，但实际情况却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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